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深，更令人难以想象。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

 

　　18岁澳大利亚“网红”女孩声称放弃万千粉丝追捧退出虚拟世界；儒家文化圈青少年网络霸凌现象有何特征……在最近出版的《网络效应与青少年教育》一书中，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响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霸凌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成长。近日，我们就如何应对网络霸凌采访了周祝瑛教授。

 

　　网络霸凌背后隐藏着哪些成长的“秘密”

 

　　记者：请您谈谈什么叫网络霸凌？

 

　　周祝瑛：网络霸凌主要指使用网络散布谣言，留下辱骂或嘲笑的字眼，造成被霸凌者身心受挫等伤害，严重者甚至会导至自杀，可见问题相当严重。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网络霸凌？网络霸凌折射了哪些问题？

 

　　周祝瑛：这好像在真实社会中常常发生大欺小、强凌弱的情况一样，尤其在网络世界人们隐身于匿名的保护伞下，许多人的胆子变大了，加上言论不必负责，便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于是只要机会来到，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无限制的攻击与霸凌，把平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说与不敢做的事，甚至是压抑的情绪，通通释放出来。结果造成对于受霸凌者的伤害，往往不可收拾。

 

　　至于校园霸凌，经常是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学校学生与学生间，个体或集体持续以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贬抑、排挤、欺负、骚扰或戏弄他人，使他人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或难以抗拒，产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财产上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学习活动。

 

　　挪威心理学教授欧文斯依照霸凌手段与方式的不同，将霸凌分为关系霸凌、言语霸凌、肢体霸凌、性霸凌、反击型霸凌和网络霸凌等六大类。其中的网络霸凌，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校园霸凌已经突破了过去我们在校园里能直接看到的肢体或语言上的霸凌。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深，更令人难以想象。

 

　　记者：网络霸凌有哪些情况？分别应该如何解决？

 

　　周祝瑛：有些人将霸凌程度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轻度无心的网络霸凌：做出一些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玩笑举动，但自己可能毫无觉察。

 

　　中度网络霸凌：经常做出危险、伤人的错误言行，且到达应该受管教和约束的程度。

 

　　重度网络霸凌：重复且多次在网络上做出各种伤害人的举动，造成对方隐私曝光，身心受挫与名誉受损，已有犯罪之虞，达到提告标准。

 

　　例如，两年前澳大利亚一个18岁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白视频《我并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声称自己将退出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视频中她素颜出镜，和往常那个花枝招展、妆容精致的模特差别很大。她懊悔自己从16岁那年开始，每周花费50多个小时流连于网络，忙着发布照片、和网友互动等。那些经过不断设计和润色后的照片，引来无数粉丝留言称赞。然而这样光鲜的生活却让她觉得万分压抑，认定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个女孩有过网络成瘾问题。

 

　　记者：从实施网络霸凌的一方来看，他从这种霸凌行为中会获得哪些快感？

 

　　周祝瑛：以生物界的猫捉老鼠为例，猫有时抓到猎物后不会一下子将其弄死，而是慢慢地加以玩弄与凌迟，掠夺者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从旁观察他人痛苦挣扎历程的乐趣，甚至生发出一种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生死的快感与成就感，进而可以自我肯定，建立自己很厉害的信心。可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变态心理，把自己的快乐加诸他人的痛苦之上，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成就感的愤怒与挫败情绪，甚至自卑、懦弱与挫折压力，通过网络霸凌他人，来换取个人的自信心与满足感，甚至在网络中建立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却造成他人身心的巨大伤害与名誉受损。这其实是很不道德的事，严重的甚至违反了法律，也应该遭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网络霸凌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记者：网络霸凌和网络成瘾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周祝瑛：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柯志鸿医师认为，网络成瘾和我们大脑分泌的多巴胺(dopamine)有关。

 

　　网络游戏世界，充分满足了网络成瘾者正向情绪的需要。当游戏者受到精彩的游戏动画、情节或声光效果刺激时，大脑会快速分泌出多巴胺，使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得到提升。因此成瘾当事人在回忆网络游戏时，只会记得获得的快乐情绪。而作为神经传导物质的多巴胺能直接强化人类的情境感官功能，将玩游戏的正向情绪经验相互连结，有助于缓解真实社会带来的负向情绪。一旦游戏者将游戏视为失意时获得快乐的唯一途径，便不知不觉陷入网络成瘾。

 

　　针对网络成瘾症状，柯志鸿提出了台湾网络成瘾三方面的诊断准则。第一阶段，整天想着网络上的活动，竭尽所能来获得上网的机会，不管自己有无控制力，只要上网才罢休。第二个阶段，已经影响自己的正常角色与日常生活，包括与家人相处、人际关系都发生改变，甚至出现违反法律或校规的行为。第三阶段，自己发现已经无法控制上网时间，不管家人或朋友的反对，自己就是要上网玩游戏。

 

　　虽然研究上尚未发现网络成瘾与网络霸凌有直接关联性，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青少年长时间在网络上浏览，很在意网络社群的意见与信息，那就可能遇到对自己的发言“看不顺眼的人”，只要言语不合，很可能提高了被当作霸凌对象的风险。

 

　　记者：网络霸凌与地域文化有关吗？

 

　　周祝瑛：过去的校园霸凌事件，经常发生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而后华人社会也逐渐发生类似校园霸凌事件。到了网络科技盛行之后，网络霸凌问题似乎更加普遍与严重，我常常在想，这是否与东亚文化有关？儒家社会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应放在个人之上。尤其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强调积极求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充实自我，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像这种比较强调群体主义、重视高成就动机与高学习成就及成绩有关的社会，容易造成整体社会的群体压力，自我比较压抑，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在现实生活备受压抑下，到了网络世界便可以不受约束、甚至肆无忌惮地纵横其中，言论甚至因匿名而拥有免责权。

 

　　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对网络霸凌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如何消除中国校园中的“手机控”？

 

　　周祝瑛：我曾在马来西亚参观一所华人中学，发现这所六年制的独立中学，竟然全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如果学生真的有需要使用手机，可以向学校借用，当然有所限制。其实这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优秀独立中学，学生的学习环境优质而多元，在外界看来却是一所违反手机网络大潮的学校。说真的，笔者十分佩服这所学校的明智决定。

 

　　记者：在这方面，台湾有什么做法？

 

　　周祝瑛：有鉴于近年网络霸凌事件增加，台湾相关单位呼吁，父母应守护少儿上网安全，教孩子“五不一要”，包括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作息、不要暴露个人资料、不要传送太过裸露的视讯及照片、不要单独赴约、不要喝别人事先准备好的饮料，与网友要在公开场合见面。

 

　　网络发达后，许多国家智能型手机已变成青少年的“生活必需品”，随时随地可见青少年手滑手机、玩在线游戏甚至进行网络交友等。尤其在寒暑假中，缺少教师与家长的辅导，往往是造成网络成瘾的关键时刻。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在浏览一些具有“腥、煽、色”网站，或涉及暴力犯罪等网络内容，甚至遭受网络霸凌，在台湾可到有关护机构检举申诉。

 

　　笔者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学术活动时发现，由于东亚地区的网络普及率高，连带出现低头族到处充斥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有升学考试压力的华人地区，特别明显。曾有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的眼科研究专家预测，“到2050年，世界将有半数人口（近50亿）会是近视眼。”而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要属当前横扫全球的各样电子屏幕。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近视人口比例世界最高，且年龄逐渐降低，值得家长注意。

 

　　记者：网络、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它对于网络成瘾、网络霸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祝瑛：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应该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根据统计，日本目前有50多万12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上网成瘾。许多医院开始成立“戒网科”，帮助父母协助解决青少年网瘾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计划成立网络勒戒营，聘请专业人士协助上网成瘾的青少年。韩国18岁以下的学生中，则高达30%网络成瘾。尤其每天在大众捷运系统上，更有愈来愈多的年轻父母，因本身经常浏览网络世界或者本身就是网络成瘾者，除了自己是低头族外，也会塞给幼小孩童电动玩具与手机等，以安抚小孩，却不知不觉让小孩形成网瘾问题。

 

　　笔者曾经接到某个爸爸的来信，描述自己是个标准的“手机控”，早上睡醒就会先摸手机查看信息与把玩；上班路上遇到塞车、红灯，也会忍不住刷刷手机；在公司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奉献给手机。下班回家后就躺着玩手机直到睡觉。因为手机不离身，吸引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导致后来很少和太太与小孩互动。一直到太太受不了，带着孩子离家出走，才发现自己的网络成瘾已经严重地影响夫妻生活与亲子关系了。这才下定决心不再做“手机控”。